峥嵘岁月，把钟灵毓秀的河池东兰县城雕塑成桂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益寿桥如一根古老的扁担，一头挑起城北的万斛珍珠，一头挑起城东的千颗翡翠。漫步九曲河畔，河水滔滔东去，阅尽了这方热土变幻的风云。追溯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92年前的那段风云岁月。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的胜利，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宣告了右江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成立。百色起义的当天，中共东兰县委和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东兰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多人，中共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致开幕词，部队代表李朴作政治报告。大会宣告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同时撤销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东兰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韦命周任主席（后叛变），牙苏民任裁判兼肃反委员，韦汉超任土地委员，牙美元任财政委员，韦编读任经济委员，黄唤民任赤卫委员，覃民雄任文化委员，谭耀琼任粮食委员，黄美伦任妇女委员。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成为右江地区成立最早的县苏维埃政府之一，东兰革命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色政权成立之初，基础相对薄弱，但生命力尤为强大。继县苏维埃成立之后，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至1929年12月底，全县建立了武篆、兰木、泗孟、太平、大同、坡豪、东院、长江、隘洞等9个区、150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930年4月，邓小平从上海到达东兰县武篆圩，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领导东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掌握第一手土地革命资料，邓小平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广泛征求和听取群众意见，足迹踏遍了东兰的武篆、太平区。由于东里是韦拔群的家乡，群众思想觉悟高，愿意联合起来“共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邓小平、韦拔群决定在东里试办“共耕社”，在巴轩、社更、八达等地推行土改试点，取得重大成功。在试办共耕社时，韦拔群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带头把全部耕地、耕牛和农具入社。东里共耕社1930年的粮食产量比共耕社成立前的1929年增长了三成以上，社员们第一次分到了集体劳动的果实，家家够吃够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对于其他地方，由于没有东里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觉悟，也无“共耕”的要求，所以采取“分耕”的形式，“分耕”制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掀起“打土豪劣绅，焚烧契约，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热潮，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先后将从地霸手中没收回的20000多亩土地分给6300多户贫苦农民和外出参加红军的家属，并按《土地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给分得土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农民振奋不已，精耕细作，1930年获得粮食大丰收。

　　红色苏维埃，如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群众送来了温暖和希望。它组织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和其他财产，分配给缺少土地及牲畜的农民，将土地地主私有制变为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焚烧掉土地契约，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且不用再交租，全部收获归自己所有，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愿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1931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中指出：东兰县“全县农民分得的土地生产的主粮就可供几个月的口粮，过去长期忍饥挨饿的贫雇农每年收获的粮食已相当于土地革命前的中农，各种苛捐杂税也全被废除了”。同时也肯定，“土地革命最普遍、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

　　红色苏维埃，如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把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充分调动各民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它制定和严格实行民族政策，在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几乎都由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在分配土地时，实行各民族一致平等，平等分配土地和财产。《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严禁虐待瑶民”“没收地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土地革命前，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被赶到高山荒岭居住，被迫租种山主的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土地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全部废除山主对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特权，取消苛捐杂税，没收山主的土地分给瑶族、苗族穷苦群众，对长期居住在深山、高山受压迫最重的瑶胞予以特殊关照，对下山的瑶族同胞分配给同样的土地，还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智力教育，让他们不受剥削，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

　　红色苏维埃，如一支熊熊燃烧的烈火，照亮了东兰人民不满禁锢的抗争、铲除一切不平的理想和道路。它通过土地革命运动，把广大贫苦农民从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中摆脱出来，使他们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极大地激发其革命积极性，全力支持革命斗争。广大翻身农民特别感激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红色政权，大多数农民群众自发参加了农民赤卫军等军事组织，出现各族人民热烈地拥护苏维埃政府和自愿加入红军的热潮，面对敌人的频繁进剿，许多群众自觉起来用生命保卫红色苏维埃政府，全县有7500多革命志士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1500多人参加地方游击队，东兰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

　　1930年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在河池整编后奉命北上，韦拔群坚决响应组织安排，将自己一手组建的第三纵队2000多人马武器几乎全部交给了北上的队伍，只留下七十余名病弱指战员回东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与敌人进行游击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1932年底，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敌人破坏，苏维埃政府亦随之解体。但革命火种没有熄灭，斗争依然延续，红旗始终不倒。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带领十多人的队伍穿越敌人的重重包围到达黔桂边区，按照上级指示，组织成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黔桂边区开辟新区、隐蔽开展活动，继续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迎来全国的解放。

　　东兰苏维埃政府，作为工农民主政权，虽然只存在短暂的三年时间，但它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励着农民劳苦大众前赴后继投身革命斗争，推动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发展，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求解放作为自己不变的目标，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始终反映人民群众的需求，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当时全国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一样，无一不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理想，无一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与孜孜追求。

　　它在艰苦的岁月里，以消灭贫穷和愚昧、消灭剥削与压迫为己任，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推动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障，提高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和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为全国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宝贵样本。

　　它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提出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任何民族不能享有特权。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平等对待各民族群众，生死与共、冷暖相依。同时重视从源头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调动各族群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积极性，为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成功示范。

　　历史不能忘却，更应倍加珍重。

　　92年前的东兰，民不聊生，每一寸土地还长着苦难的忧伤，农民群众日夜祈盼着幸福和自由。是共产党人，是苏维埃政府，给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带来了希望，东兰从这里由苦难一步步走向了光明。

　　百年间，东兰城乡变化翻天覆地。而武篆镇东里村尾往屯的稻田边，东里“共耕渠”依然还在，一年四季水流潺潺，灌溉着村里的300多亩农田。沐浴着新时代的春光，东兰热土的每一次变迁，都离不开革命先辈们的前赴后继、披荆斩棘，我们要继承先辈遗志，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河池市纪委监委）

编辑：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