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新条例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2016年印发的条例进行修订补充完善，字数由原来的1900多字扩充到4600多字，条目从13条增加到27条，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都更加丰富。对比两部条例，印象最深的是新条例对问责情形作了更具体、细致的规定，增加了问责调查程序、问责成果运用、滥用问责的后果等内容，可以说真正把问责权力也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细化了问责情形，解决问责泛化问题。没有第一时间接听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因扶贫手册中有涂改痕迹，扶贫干部受到通报；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喝牛奶，随后收到问责通知单……这样的事例屡见报端，一些地方把问责当成管理干部的“工具”和推动工作的“法宝”，动则问责，一问了之，导致问责泛化、扩大化，影响和挫伤了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新条例第七条明确了十一种问责情形，明确了什么情形属于问责内容，具体细致，可操作性强。“法无授权不可为”，条例以外的情形则不应该关进问责的“笼子”里，解决了问责泛化问题，提高问责精确性。

　　规范了问责程序，防止问责随意化。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规范的程序是权力正常运行的保障。新条例第九至十一条，明确了启动问责调查由谁来审批，如何依规依纪依法开展问责调查，调查报告要具备哪些要素；问责决定由谁作出，不同的问责形式要履行哪些程序，等等。规范的问责程序能最大限度限制问责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防止问责随意化、简单化，确保问责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

　　问责不当要纠正，滥用问责被追责。问责是一把管党治党的利器，但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责不当的情况，旧条例没有对问责不当如何处置进行规定，在新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增加了相应的内容，明确“问责事实认定不清楚……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纠正或者责令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予以纠正”，促使其不断提高问责工作水平和质量；“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这对手握问责利器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形成了强大约束，告诫其要谨慎对待手中的问责权力，给问责权力戴上了“紧箍咒”。

　　新条例通过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来约束问责权力，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我们党制度建设的新成果，为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深入学习领会、用好用活新条例，真正发挥问责利器作用。（南宁市纪委监委  吴长杰）

编辑：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