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景苏楼前的廉洁回响
黄昏时分,我循着圭江的流声,不觉又走到了景苏楼前。夕阳斜照在歇山式的飞檐上,将黛瓦镀成一片温暖的金黄。江风拂过,楼角的铜铃发出清越的响动,那声音穿越百年的光阴,竟与千年前东坡先生扁舟上的橹声遥相呼应。我驻足仰望,记忆的闸门忽然被叩开,回到童年那间昏暗瓦房里的一束亮光。
那时的老屋低矮,瓦缝间漏下几道细细的光柱,尘埃在光里缓慢浮动。母亲初中没毕业便辍学了,但她酷爱学习。一天傍晚,不知她从哪借来一本泛黄的《苏轼传》,书页卷了边,封面也磨损得厉害。她坐在木凳上,招手让我过去,小心翼翼地将书放在我膝上。识字不多的她念得有些磕绊,却一字一句格外郑重。我听着十岁的苏轼在灯下问母亲程氏:“如果我做范滂,您愿意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之母?”母亲念完这段,许久没有说话。瓦房里的光柱缓缓移动,照在她侧脸上,那神情我至今记得——不是讲故事的轻松,而是一种郑重的、近乎仪式般的沉静。那一刻,一个叫“清白”的词,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进了我心里。
此刻,我望着景苏楼前“世为清白吏,时到蔚蓝天”的砖刻楹联,忽然意识到:这座楼之所以能屹立百年而不倾,所承载的远非一段文学记忆,而是廉洁文化穿越时空的接力与传承。楼以载道——建筑本身便是文化的容器,它将无形的精神固化为有形的存在,让每一块砖、每一根柱、每一处雕刻,都成为清廉价值的讲述者。
绍圣四年,苏轼贬琼途经北流。三年后赦还,再次由此渡江。两次过境,来去匆匆,未留诗文,但北流人却记住了他。人们记住的,不是一个高官的威仪——苏轼彼时是“罪臣”之身;也不是文学家的风采——他未在此处题咏。人们记住的,是他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不渝的清澈品格。那副“世为清白吏,时到蔚蓝天”的楹联,正是对这种记忆的凝练:清白为官,方能仰见蔚蓝天空。当高廷梅在光绪三十一年建楼时,他不仅是在纪念苏轼的某次路过,更是在复述一种被北流人传诵了八百年的精神认同。一座楼,将宋代士人的气节与晚清知县的心志连成一线。
景苏楼廊壁的《东坡舣筏图》石刻,将苏轼乘筏北归的场景凝固为永恒;高廷梅留下的“我与梅花证清白,一船明月一囊琴”,以梅花之傲骨、明月之澄澈为喻,将廉洁人格托付于自然意象。这些雕刻在砖石木梁间的文字与图像,让清白不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成为可触可感的存在。每一代登楼者,指尖抚过砖刻的凹痕,目光掠过诗句的笔锋,都是在与廉洁精神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
百年风雨变幻,景苏楼始终处于北流的市井生活之中。每天有人从楼前经过,有人抬头读楹联,有人倚栏望江水。当这座楼与犀牛井、文史馆、桥头公园等历史地标串联成“东坡公园”时,当东坡诗词被制成灯饰缀满楼前公园的枝头,廉洁文化便完成了从经典到日常的转化。一座楼,因为持续地被观看、被阅读、被言说,而成为鲜活的传承场域。
而此刻,我正是这场时空传承中的一个微小节点。母亲用一本借来的旧书,将苏轼少年问母的故事递到我手中;许多年后,我站在这座为纪念苏轼而建的楼前,将那粒“清白”的种子重新翻拣出来,让它在这片时空里继续生长。
楼以载道,这“道”是一条绵延千年的精神长河。从北宋程氏灯下的教子对答,到高廷梅建楼铭志的晚清回响,到北流百姓对一位“过客”的长久记忆,到母亲借书夜读的质朴传承,再到此刻我站在这座楼前的无声领悟——每一个节点都是廉洁文化的接力站,每一次传递都是对“清白”二字的重新确认。
景苏楼之所以能屹立百年,是因为它处于这条长河之中,既是过往精神的收容所,也是未来精神的出发点。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楼前,所承接的不仅是对一位文学巨匠的景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嘱托:让清白之风,如圭江之水,世代相传,奔流不息。
暮色渐浓,江面上腾起薄薄的夜雾。当我转身离开时,楼角的铜铃又在晚风中响起——那声音里,有十岁苏轼的追问,有母亲借书时抚平卷角的指尖温度,也有此刻我心中笃定的回响。(北流市纪委监委)
编辑:林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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