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依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建立，是展示广西全面抗战和全民抗战的专题性纪念馆。馆内陈列《抗日烽火映桂林》于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通过丰富的历史照片、文物以及多媒体手段，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抗战这一主线，重点突出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引领下，桂林人民与来桂文化工作者、军民开展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和文化抗战的壮阔史诗。 桂林市纪委监委供图

党员干部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学习。桂林市秀峰区纪委监委供图

图为周恩来使用过的公文包与派克钢笔（均为复制品），现收藏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桂林市纪委监委供图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14号，有一栋古朴典雅的白灰色建筑静立于此，门楣上镌刻着“万祥醩坊”的匾额。88年前，这栋看似普通的铺面，曾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重要秘密枢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

　　如今，依托桂林“八办”旧址建立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像一颗红星闪耀在漓江之滨，在青山秀水间激荡起民族救亡的铁血回响。

合作抗日的统战阵地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两进三开间，14间大小房间错落有致，包括警卫室、值班室、会客厅等。在这里，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犹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带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传递永不褪色的抗战精神。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山河破碎，局势危急。当时，桂林是连接西南、华南等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且政治环境相对宽松。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时决定在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

　　同年11月，桂北路138号（今中山北路14号）一家名为“万祥醩坊”的酒坊外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一群穿灰布军装、打绑腿、戴袖章的中青年人进驻这里，一张张朴实而诚恳的面孔，一个个昂首挺胸、充满自信的身影，给桂林城带来一种全新的气息。

　　桂林“八办”就此成立，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办事处的铺面里摆放着酒坛与米缸，阁楼上却暗藏观察哨，巧妙地在反动派眼皮底下开展工作。这个看似普通的米酒坊，实则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我党设在南方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和公开办事机构。它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的前线指挥站，被誉为南国大地上的抗日红色指挥部，见证了桂林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斑驳的墙壁、简陋的木桌长凳、老式的手摇电话机……纪念馆的陈设向人们诉说着桂林“八办”成立的艰辛。在艰苦环境下，桂林“八办”的工作人员一边周旋各方、联络爱国人士，一边统筹转运药品、器材等军需物资。他们在简陋的房间里草拟文稿、译发电报，以无畏坚守打通这条抗战生命线，扛起支援前线的重任。

　　除了护送干部、进步青年，转运物资外，桂林“八办”还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下党活动，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等。

　　然而，桂林“八办”的行动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特务在办事处门前的电杆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安排很多特工人员装成是听广播的群众，加强对办事处的盯梢监控。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桂林“八办”出色地履行了使命，克服重重困难，筹集并转运了枪支弹药、汽车汽油、棉衣棉被以及医药用品等数百种紧缺物资，还帮助了大量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八办”被迫撤销，但它播撒的抗日火种，已在八桂大地燃起希望之火。桂林“八办”有力地组织和团结大后方、国统区人民起来抗战，有效地领导桂林及西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为宣传抗战、动员抗战和鼓舞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山水之城的精神灯塔

　　纪念馆二楼有一间看似普通的住房，实则暗藏玄机。当年，这里明面上是工作人员宿舍，实际上是秘密电台室。“发报机分拆后藏在柜子夹层，天线巧妙埋入墙壁，只有在执行绝密任务时才会启用。”讲解员介绍道。在抗战年代，这套秘密电台的电线和发射天线隐蔽在墙壁里，电键等设备则藏在房间衣柜的隔层里，平时呈现的就是一间只有床铺、桌子和衣柜的普通房间。

　　置身于这间朴素小屋，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报务员指尖跳动的场景，电台变成了他们战斗的武器。多少个暗夜里，伴随着“嘀嗒、嘀嗒”的电码声，“红色电波”源源不断地透过墙壁，传向五湖四海，传到延安的党中央。

　　革命年代里，桂林“八办”还领导和引导了众多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士，各种文化团体应运而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正于广州发行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11月，当时《救亡日报》的总编辑夏衍坐火车前往长沙寻找党组织，向周恩来请示复刊事宜。到长沙后，周恩来对夏衍说：你来得正好，你去桂林和李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

　　在桂复刊后的《救亡日报》，贯彻周恩来指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成为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政策和推动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下，各种抗日报刊得以在桂林发行。报纸由原来只有《广西日报》一种增至二十多种，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战线》等革命报刊，也在桂林翻印、发行。

　　当时桂林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出版发行盛极一时，戏剧运动蓬勃发展，音乐、美术活动空前高涨，社科、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桂林，因此被称为战时“文化城”。桂林“八办”在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起到领导、引导作用，成功发动大批文化人才以民族救亡为己任，全力为抗战讴歌呐喊。

播撒火种的红色驿站

　　纪念馆一楼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两件特殊文物：一个边角磨损的黑色公文包，金属搭扣上还留着经年累月摩挲的痕迹；旁边，一支橘红色的派克钢笔静静陈列，笔身泛着温润的光泽。“这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复制品），承载着周恩来同志对革命青年的信任与期许，也蕴藏着桂林‘八办’留给今天的精神密码。”讲解员介绍道。

　　在物资匮乏的抗战年代，周恩来对战士的关怀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展厅中陈列的这个公文包，是1937年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廖其康在征得他同意后，从西安办事处总务科为他领取的。周恩来三次到桂林“八办”指导工作，都随身带着这个公文包。包内除了文件、书籍和文稿，还装着牙具、毛巾等生活用品。周恩来十分爱惜这个公文包，常常叮嘱廖其康注意保护。据廖其康回忆，遇到情况紧张时，他白天提着，晚上睡觉时就把包枕在头下。

　　1939年底，廖其康准备和爱人谢玉英奔赴延安学习。周恩来将公文包赠送给廖其康，勉励他在革命道路上永不停步。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个见证他们共同战斗的公文包便是最好的礼物。周恩来还叮嘱谢玉英要好好学习，鼓励她也参加革命工作。

　　目光回到那支橘红色的派克钢笔。1939年，周恩来来到桂林，在办事处转运站路莫村连续作报告和传达党的文件精神三个多小时。当时，负责做记录的曹瑛只有铅笔，很不方便。周恩来当即把自己随身用了10多年的派克钢笔拿给曹瑛使用。开完会后，曹瑛将笔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留给你用吧。”并勉励他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曹瑛一直将这支钢笔珍藏在自己身边，时时刻刻激励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这两件文物，是鲜活的红色基因，是烽火岁月里的“革命火种”，承载着周恩来对青年革命者的殷切关怀。周恩来以此寄望青年勤学笃行、勇担使命，将救国救民的理想接续传承。

　　在那个年代，桂林“八办”也成为了进步青年的红色驿站。在险恶环境下，桂林“八办”接待各地奔赴而来的爱国青年，宣讲党的抗日主张，提供进步书刊，耐心引导青年认清救亡方向，开辟秘密通道护送他们奔赴延安与敌后根据地。谈心启蒙、引路输送，在广大青年心中播下革命火种，让理想之火在中国大地燃烧不灭。

　　如今，伫立漓江边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静静诉说着桂林的烽火传奇。它凝聚抗日力量，引领轰轰烈烈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搭建起南方抗日联络枢纽。硝烟远去，旧址留存热血记忆，那段同舟共济、救亡图存的峥嵘岁月，永远镌刻在桂林红色史册之中，激励后人传承初心、勇担使命。

编辑：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