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872年1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当时，巴黎公社刚失败不久，国际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恩格斯在信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集中统一领导和权威的必要性，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必须依靠组织成员的团结，把力量聚合在一起。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他们就明确提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则进一步阐释：“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为了把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统一意志和行动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象地写道：“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进一步阐明，在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革命斗争中，“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他作了一个比喻：无产阶级政党就像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到了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发出统一号令、作出集中指挥，必须消除宗派，严明纪律。恩格斯在《布莱顿和温伯尔登》一文中指出，一支“零零散散”的年轻部队在战场上遇到挑战时容易不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纪律”。他引用英国上校麦克默多的演说，强调“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这一论述揭示了任何有组织的集体，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只有依靠严格的纪律和自觉的团结，才能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无坚不摧的整体力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纪律是组织成员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践行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种纪律不只是纠正组织内的不良行为，更是一种由外在约束内化为“成了习惯”的自觉自愿的服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明确规定，所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等。1859年5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纪律规范，如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抵制宗派行为和非组织活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定上下级的报告制度等。同时，他们强调必须对违反党的纪律行为进行惩戒。第一国际时期，针对巴枯宁无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政治权威、大搞分裂阴谋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总委员会的权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维护党的权威、保持党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最根本的就是要集中到党中央，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最终就是要凝结和转化为党中央权威。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推动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目的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新征程上，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只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