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退休那天，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只有一只粗陶茶罐。黑褐色的罐身，表面还留着制陶时指腹按压的纹路，像极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他把茶罐摆在客厅最显眼的架子上，每天早晨都要用滚水烫一遍，再放进新茶。“这罐子跟了我二十五年，”他说，“比你在家的日子都长。”

　　我那时刚考上城管局的编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哪里听得进这些话。只觉得父亲迂腐，干了一辈子基层城管，连个像样的官职都没混上，临了还把只破罐子当宝贝。

　　后来我调去园林所，负责城区绿化工程的验收。那天下午，施工方老周约我在工地见面。六月的太阳毒辣，他递给我一瓶冰水，说自己老家也是农村的，知道种树不容易。“这些香樟，要是成活率达不到标准，我这半年就白干了。”他指着刚栽好的行道树。

　　我正要开口说验收标准是死的，余光却瞥见他往我放在石凳上的手提包里塞了什么。鼓鼓的一沓，隔着牛皮纸都能摸出钞票的厚度。“给孩子买点好吃的，”他压低声音，“您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那沓钱在我包里躺了三天。第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身到客厅倒水，月光恰好照在那只老茶罐上。鬼使神差地，我拧开了罐盖。里面是父亲没喝完的龙井，已经陈了，却仍有一股清苦的香气扑出来。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他管的片区巡查。那是个老旧的居民区，巷子窄得只容两人并肩。有个卖早点的摊子支到了路上，父亲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蹲下来帮摊主把炉子往里挪了半米。“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再活也不能越线。”他擦着汗对那人说。

　　我又想起去年中秋，父亲忽然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园林科油水足，他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大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茶渣看着不起眼，久了就彻底毁了整壶茶汤。你记着，泡茶容不得半点杂质，公权力容不得半点私心。”

　　那天晚上，我把茶罐里陈年的茶叶渣倒出来，发现罐底刻着两个字：清慎。笔画很浅，像是父亲用指甲反复描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只茶罐是父亲刚参加工作时，他的师傅送的。那位老人退休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罐子传给他，说：“这只罐子盛过清水，盛过苦茶，就是没盛过脏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那沓钱去了纪检组。回来的路上经过工地，老周正蹲在路边抽烟，看见我，烟头猛地抖了一下。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树该浇的水不能少，该施的肥不能缺，”我说，“下个月复验，只要达标，我照样签字。”他愣了好一会儿，忽然把烟按灭在土里，闷声说：“行，听您的。”

　　如今，那只老茶罐被我搬到了办公室。茶香漫起来的时候，我总想起父亲的话。他说得对，这杯茶，一旦掺了杂质，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清亮了。罐底的“清慎”二字，他用指甲描了一辈子，如今轮到我接着描下去。

　　窗外的香樟已经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晃。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苦后回甘。（博白县纪委监委）

编辑：林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