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来源:广西云-广西日报 作者:徐家贵 发布时间:2026年08月18日 08:14 打印

强国必先强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新局面。105年来,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今天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5年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这些重要经验相互贯通、有机统一,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总结和运用好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持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民立场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政治立场

 

加强党的建设,人民是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我们党一经成立,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了中国社会状况,提出“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深刻阐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勇于直面问题,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努力做到“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做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治区党委树牢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集中整治和化解历史矛盾等重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百余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的根本目的就是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实践,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扎实业绩。

 

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作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坚持思想建党始终是一条重要经验。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坚持制度治党,则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了党的组织原则与纪律要求,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此后,党逐步制定并完善党的章程,确立民主集中制,形成党的领导、活动、纪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将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是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制定充分听取党员、干部的意见建议,使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深化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让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唯有有机结合、同向而行,才能保证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量推进、可持续发展。

 

把自我革命作为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支撑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各种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历史。百余年来,我们党运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平台,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纠正决策层面出现的失误,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等。我们党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延安整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我们党按照党章和各种党内法规要求,依据国家法律规定,清除和惩治党内腐化变质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严肃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新时代以来把腐败视作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广西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加快补齐能力短板、素质弱项,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将党性修养作为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干部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加强党性修养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性修养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自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党性教育。建党之初,我们党就通过出版发行书刊、创办党校、组织工会农会等方式进行党性教育。延安整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宗旨意识教育和纪律教育贯穿于党性教育全过程,开启了党性教育的新途径。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党性问题的文件,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实现全党意志、行动和纪律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党性修养在整风整党中得到强化,在“三反”运动中经受锤炼。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党性教育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加强党性教育,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性教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其党性体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是与中国的民族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有机融合。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道、修身立德的陶冶作用相互契合、互相成就。新时代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第二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生动体现。传统修身哲学重在“内省、慎独、自律”,新时代加强党性修养,既要继承传统“正心明道”的内在超越精神,更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求,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与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结合起来,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作者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编辑:杨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