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桂北，日头把田埂晒得直冒热气。风从稻浪里卷过来，裹着一股尘土味，没有半分凉意，倒像一阵阵金黄的热浪，吹得人后颈发疼。我攥着镰刀站在稻田里，没割上几棵，腰已经酸得直不起来，手上的动作越来越急，镰刀往稻丛里胡乱一勾，不是滑过去，就是带倒一大片，半天也拢不住几捆。

　　“手得顺着水稻的方向去抓，反着手抓不住几棵水稻，既慢又容易割到手，路子得搞对……”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他今年快七十了，裤腿卷到膝盖，脚上沾着厚厚的泥，手里的镰刀起落得稳，稻子在他面前顺着风倒下去，齐齐整整。他说得兴致高涨，我却站在热浪里，只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半个字都听不进去——只觉得这把年纪了，早该安享清福，偏要把托给堂弟种的两亩水田要回来自己打理，说什么自己种的稻子绿色放心，在我看来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周末，想带着孩子在城里逛逛公园、商场，结果一大早就被他拽回乡下“双抢”，心里的埋怨像田埂上的杂草，疯长起来。

　　我索性把镰刀往田边一丢，一屁股坐在晒得发烫的石头上，望着远处的山发呆，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在县城读高中，是整个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县城中学的孩子，也是全村最穷的一户。为了省几毛钱车费，每个周末我只敢坐半段班车，剩下的二十多里路全靠步行往家赶。运气好的时候，能遇上从城里拉货回村的拖拉机，司机师傅喊我一声，我就扒着车斗沿跳上去，风灌进领口，连赶路的累都能消掉大半。要是赶上“双抢”农忙，我天不亮就得从学校出发，一路紧赶慢赶，就为了能在上午十点前踏进家门，抢在日头最毒之前，帮着父亲把田里刚割下的稻子运到晒坪上。

　　那几亩薄田，是我们全家的指望。父母弯着腰在水田里熬了一年又一年，把我们兄妹四个，一个个从这座偏远的小山沟送了出去，送进县城，送进城市。如今我们都有了体面的工作，有的进了单位，有的做了生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大家总说，终于熬出头了，该让二老好好歇歇了。可父亲偏不，谁劝都不听，攥着那两亩水田不肯放，说人这一辈子，哪能离得开土地？你不糊弄庄稼，庄稼才不会糊弄你。

　　我坐在田埂上，看着父亲的背影。他的背比年轻时弯了许多，却依旧像田里最沉的那株稻穗，牢牢地向着土地的方向。他手里的镰刀没有半分花哨，每一下都贴着稻根走，顺着稻秆生长的方向发力，不贪快、不蛮干，一捆捆稻子在他脚边码得整整齐齐，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割完了整整一垄。

　　我心里忽然一阵发烫。那些埋怨像被日头晒化的泥，悄悄软了下去，剩下的全是心疼。我重新走回田里，捡起镰刀，学着他的样子，手指顺着稻丛的方向拢过去，手腕轻轻一用力，镰刀贴着地面划过，一丛稻子便稳稳落在手里。原来之前我总想着快、想着多，手往反方向硬掰，不仅稻子割不顺，好几次刀刃都擦过手指，差点伤了自己。

　　“路子对了，就不累了。”父亲直起腰，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望着我笑，“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说，做人跟种稻是一个道理。你看田里那些穗子，空壳子总昂着脑袋往天上翘，沉实的谷子，才会把头低下来。手往歪处伸，不仅抓不住稻子，还容易割到手，人往偏处走，不仅走不远，还容易摔跟头。”

　　风掠过稻田，成熟的稻穗都低着沉甸甸的头，像在轻轻点头。我忽然懂了，父亲执意要种的哪里是两亩水稻，他是要在我们心里，留一块永远长着庄稼的田。这些年我在纪检监察岗位上见过太多人，一开始也是从山村里走出去的，吃过苦、受过累，却在后来的路上走反了方向——总想着捞快的、拿多的，手往不该伸的地方伸，就像在田里反着手抓稻，看着热闹，实则一把空，最后不仅割了手，连脚下的路都烂在了泥里。

　　那天傍晚，我们父子俩坐在晒坪上，看着满场金黄的稻谷。父亲抓起一把谷粒，在手心搓了搓，吹掉谷壳，露出饱满的米粒。“人这一辈子，就像这稻子，要低头，要扎根，要顺着正道走。你不哄它，它就不亏你。”

　　后来我总想起那个热浪翻涌的午后。原来最好的家风，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道理，而是父辈在稻田里用一辈子教会你的：手要顺着正道抓，腰要向着土地弯，越是穗子沉，越要低下头。就像田里的稻穗，把根扎得深，把头低得稳，才能在风里站得住，结出一辈子不空心的谷子。 （驻桂林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编辑：劳宛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