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图为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考察，指出“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自觉坚持“两个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把握“结合”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二者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华文化中“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形成了深层互通。中国古人认为“非知之难，行之惟难”，强调“即物穷理”“格物致知”，这种不尚空谈、注重躬行的思维品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天然的认知滋养。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消长”“反者道之动”“积微成著”等朴素辩证观念，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运动产生了思想共鸣。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相呼应，鼓舞着中国人民排除万难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理想信念维度，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形成了跨越数千年的精神呼应。二者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都蕴含着天下为公、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这种内在呼应使共产主义理想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不是外来的思想植入，而是可以嵌入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目标。

　　在价值理念维度，中华文化中的民本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相融相通。从“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到“人民至上”，这一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中华传统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现代升华的过程。此外，“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也契合于马克思主义反对压迫、主张各民族各国家人民平等交往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道德观念维度，“修身为本”“慎独”等修身传统与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培育体系。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构建起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彰显“结合”的成果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结合”的真正推进，需要的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这一比喻形象揭示了“结合”的本质：二者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汲取，彼此都在结合中获得了丰盈与跃升。

　　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经史子集的宏阔体系、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哲学、天人和合的宇宙智慧等方方面面，奠定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与底色。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一度陷入解释力不足的困境。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阶级关系和物质生产的深刻分析，为审视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武器，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这种激活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我们能够剥离传统观念中附着于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外壳，提炼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内核。从“民惟邦本”中，我们萃取人民性的精神资源，而非保留其等级意涵；从“天下为公”中，我们发扬共同体理想，而非复制其宗法伦理框架。

　　“魂脉”与“根脉”辩证结合的结果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呈现出鲜明的“双超越”特征：它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中华文明的深度浸润，获得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表达形式；也不是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照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去了陈旧的时代外壳，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它就不再单纯是一个价值观念形态的结合，而是变成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结合，变成了一个日用不觉意义上的结合。它虽凝结着深刻的理论洞见，却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情感结构和价值判断之中。实事求是、辩证看待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日常分析事物的朴素习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已深深融入社会预期和公共理想；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仍在支撑着人们面对危机时的自发团结；孝敬、诚信、勤奋等传统美德以现代转化的形式，依然构成家庭生活、职业操守的基本准则。这些因素共同表明，“两个结合”所形成的，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实践。它已然走进生活世界，成为中国人应对日常问题的意义框架。

　　遵循“结合”的指引

　　“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两个结合”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方法论指引。它的深层使命，在于通过这一交融筑牢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全体人民实现更高层面的精神自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潮激荡碰撞，历史的、现实的思想迷雾客观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两个结合”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和系统危机中走出了一条新道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陷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的疏离、价值理性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荒芜等深层危机。而“两个结合”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它摒弃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代之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智慧融通而成的有机整体观，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它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大同愿景的融合，超越资本逻辑主宰下的物化目标，重新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它以人民至上为核心，抵御资本利得对公共价值的消解；它重聚传统美德与现代公德，为现代社会提供对抗道德堕落的精神资源。

　　用文明观的视角来审视，“两个结合”也是一个关于文明如何自我理解、自我更新的全新理念。文明如同生命，有其生成、演进、交融的有机过程，不同的文明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体，而是可以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深层对话、相互滋养，共同面对挑战。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两个结合”最终指向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标识，是以我为主、自主创造的文化和精神根基。文化主体性体现了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文化生命体更具生命主动性地继续成长壮大的动力。“两个结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实现途径：它使我们既不割断血脉，也不故步自封；在面对世界文明多样性时，既不是封闭排外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失去自我的文化盲从；既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坚守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和独立品格。（孙海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