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走在玉林的街巷里，冷不丁便有一缕馥郁的、带着谷物焦香的油味钻进鼻尖，勾着人往前走。转过巷角，一处敞亮的檐下，支着大大的油锅，金色的波澜在锅里微微翻滚着。一位老师傅手持长竹筷，正将一个个素白的圆米饼滑入油中。那米饼一沾着热油，嗤嗤响，从中心缓缓地绽放开来。白的米粒变得蓬松，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眨眼间，便开成了一朵硕大、圆满而酥脆的花。这便是白散了。玉林人过年，案头上、茶盘里，少不了这一捧洁白松散的香甜。

　　我看着那在油花中盛放的白散，心中却想起玉林另一段古老的故事来。东汉末年，陆绩在此为政，待到任满归乡，行李萧然，舟轻不能渡海。行囊太轻，压不住风浪，如何是好？这位太守便命人从岸上搬来一块巨石，镇在船舱。这块石头，后来被人称为“鬱林石”，也叫“廉石”。一块冷硬的石头，竟成了一任官员最贵重的行囊，压的不是船，是那颗为官一世、不载民脂民膏的清清白白的心。

　　这白散与廉石，一为轻盈脆爽的吃食，一为沉重朴拙的石头，风马牛不相及么？我看着老师傅将炸好的白散捞出，沥净了油，圆盘似的模样，白中透出匀净的微黄，边缘处微微卷起，真是洁净可爱，忽然便觉出些意味来。

　　制作白散的第一关，是选米。要用玉林本地粘性极好的大糯米，粒粒饱满，色泽纯净如雪。然后便是笼蒸，火候是性命攸关的事。老师傅说，蒸得“过熟”，米饭便板结了，失了灵性；火候“不够”，却又松散不成形。

　　最见功夫的，是“打胚”。蒸好的糯米饭，要趁着一团滚烫的热气，迅速填入木模之中。那木模是上了年岁的，内里阴刻着饱满的“福”、“禄”、“寿”、“喜”的字样。滚烫的饭粒被用力压实，填满每一个笔画的沟壑。这过程要迅疾而专注，稍一迟疑，热气散了，饭粒便不肯听话，那胚子也就散了形。

　　然而，成型远非终点，反倒是漫长考验的开始。打好的白散胚，要置于竹筛上，在腊月的晴空下，接受阳光暴晒四日。这便是在“晒胚”了。所有的水分，无论是表面的，还是藏在米芯里的，都要被那毫不徇私的日头，一点一点地逼出来。唯有晒得透彻，晒得里外一般干爽硬朗，这胚子才算有了“骨气”。

　　晒透了，还要过一次“糖水”。熬得清亮的白糖水，里面或许还浮着两片老姜。将干透的胚子在里面飞快地一“拖”，即提起。这薄薄的一层糖衣，不是为了浓腻的甜，只为炸出后那一抹诱人的光泽与淡淡的回甘。这分寸，又是极难拿捏的，糖水浓了，腻住了，炸时便不畅快；稀了，又寡淡无味。

　　所有这些近乎严苛的准备，都为了最后在油锅里的刹那辉煌。油，必须是上好的花生油，清亮而香气正。油温要恰到好处，胚子下去，不能急躁，用长筷轻轻拨动，看着它在金色的波涛中旋转、沉浮。只听得细微而欢快的一声“嗤……”，那紧实的、沉默的胚子便从容不迫地，向着四面八方舒展、绽放开来。原来被木模紧压的米粒，此刻都获得了自由，变得洁白、蓬松、酥脆。那印在胚子底下的“福”、“禄”、“寿”、“喜”，也清晰地凸现出来。

　　我拈起一块炸好的白散，手指稍一用力，它便应声松散成数块，入口是“嘎嘣”一声的脆响，米香、油香、淡淡的甜香，盈满齿颊。我忽然明白了。这白散，不正是一份可以品尝的“清白”么？它的白，是选料之白，是日晒之白，是内心无尘之白。它的散，是严守规矩之后的自由舒展，是历经滚烫考验后的坦然升华。它不坚硬如石，却以另一种轻盈的形态，诠释着与陆绩那块“廉石”同样的内核，经得起烈日的曝晒，耐得住油锅的滚烫，最终成就的，是一份压得住心头风浪的、松脆清白的安然。

　　那位明朝天顺年间，因误将糯米饭炸出美味而创制此物的牟九叔，大概不会想到，他无意间留下的，不仅是一道年节的点心，更是一则流传于灶火与油香之间的寓言。玉林人将之馈赠亲朋，或许也是在默默传递这份无言的训诫，做人处世，当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即便日后有所成就，有所绽放，那底色，也当是这般能够“稍压即碎裂数块”的、清清白白的坦然与松脆。

　　锅里的油花仍在轻轻地唱着歌，新一锅白散正在绽放。那洁白的、松散的香，飘得很远，仿佛要与这块土地上，廉石压舱的古训，融为一体，成为冬日里，最温暖也最清正的一种年味。（北流市纪委监委）

编辑：林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