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五里而暮，剩月行十里，泊于香江驿。”这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记里记载“夜泊香江”的一段话。如今，在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香江村，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修建了一处“徐霞客夜泊香江处”的地方，供人们在此凭吊古人。

　　香江有“驿站”，所以，徐霞客到此歇下了。“驿站”是古时候交通要道的一个重要象征，因此，除了设置场所供人们暂时停歇外，周边还附带建设了一些庙宇，带来热闹的圩市等。于是，在“驿站”附近，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碑刻，因为这样的地方更能够达到立碑示民的效果。碑刻之中，有一类称为“官禁碑”，这是流行于明清时期，用于公示地方行政公文的石刻碑文。为便于民众阅读和口口相传，并起到“勒石永遵”告示作用，这些石刻碑文往往采用工整的楷体字，其内容包含申明公正、规范接见、安民勿扰等规定，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如今的香江村，就有不少碑刻吸引人们前去参观、研究。其中，清代的《花翎同知碑》与《滥派民夫碑》，里面的内容与廉洁、风气、民生等紧密相关，是难得的“廉”文物教材，闪耀着“官箴”智慧。

　　“如有绅士谒见，索取门包……许即指名喊票，以凭从严究辩。” “不准故为拦阻，多索门包。初次只可给银二毛，以后再见不得索取。”这是《花翎同知碑》里刻下的重要内容。“门包”所指即当时官场里一种常见的腐败积习，指的是下属或者老百姓想要求见官员，必须先给守门的差役一定的钱物，否则就被“卡”在门外，那些见钱眼开的差役只有见到了“钱”，才给予通报和放行。对于这样的行为，《花翎同知碑》里郑重告示：严禁“索取门包”，并鼓励民众大胆举报腐败行为。在这则告示里，虽然也对初次求见者需给付一定的费用，但也只是象征性地付出“二毛”银的费用，并没有过多增加来访者负担。同时，告示还明确，禁止守门差役再次索取费用。这些，其实是向民众申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朝廷维护“清明、公正、廉洁”社会环境的态度。

　　“差役下乡催粮，所到民家，只可一宿两餐，不准需索供应及茶水等项。”这里规定差役下乡的食宿标准（一宿两餐），并且严禁差役额外借名目，向群众“需索”其他费用，这是以“明文规定”的方式，限制了差役在与群众来往的权力使用，防止他们借传案、催粮等事项滥用权力，让索取费用中饱私囊等行为被有效禁止。

　　“差役因事下乡，不准妄自坐轿，衣服一项，亦不准奢侈逾分，夏葛冬裘，以严上下之别。”这些细致的规定，是当时官府对某些特权行为严禁的具体举措。“不准妄自坐轿”，这是对差役到群众中办事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做法的“禁令”，防止骄奢淫逸的“官老爷”作风蔓延，防止脱离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同时，“不准奢侈逾分，夏葛冬裘”则表明，作为公职人员要抵制“夏穿葛衣，冬穿皮裘”的奢靡之风，防止出现收入不高而衣着华丽的现象而导致群众信任危机。这些碑文内容，明确要求公职人员生活衣着与身份收入必须严格相符，要求公职人员保持勤俭、朴素、务实等作风，更好地融入群众中去。至今读来，碑铭仍然接地气，具有浓厚的诫律气息。

　　与《花翎同知碑》一同存于香江村的名碑，还有一道《滥派民夫碑》。据《滥派民夫碑》碑刻所载内容得知，该碑刻立于清朝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内容为官府征用村民作为劳力的人数限额、使用安排、酬劳待遇等。其中，“照例按里给钱，不得多用短发……领盘费足资雇用脚力……付其价，每里每名给钱三文”，这些内容严格规定使用民夫应给付报酬，禁止克扣工钱。为让广大民夫知晓劳力价格，碑刻还明示“每里每名给钱三文”。这道碑铭向群众公开官方使用劳力的“账本”，划出了民夫征用的界线，能够有效地防范使用劳力过程中的腐败，有力地保障民夫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年代久远，碑铭永存。透过那些刚劲而又显斑驳的字体，认真揣摩与研读“官禁碑”，一脉相承的安民、济世、为民、公正等廉韵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那一块块寻常的碑石，因为勒印其上的文字，已经成为无价的财富，见证了一种广泛的从政愿景：清廉，那是对民众期许的回应，对戒尺规制的敬畏以及对正道的坚守！

     (图为存于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香江村的清代《花翎同知碑》，罗觉珉摄)

（贵港市纪委监委）

编辑：林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