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栻(1911一1942)，化名王闻识，壮族，中共党员，籍贯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智信坛仓坡，革命烈士。

　　王闻识数次被捕入狱，虽经酷刑，从未泄露党的机密，曾与莫文骅被捕一同关押。抗战时期，他牵头在浙江创办《民族日报》，积极宣传党的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影响力辐射杭州、嘉兴、湖州、上海一带。王闻识才识过人，写出一篇篇令日伪胆战心惊的战斗檄文，写出一篇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批判文章。他采访过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当面聆听过周恩来同志教诲。“皖南事变”后被捕，送押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囚禁，与著名作家冯雪峰(解放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囚室，为当时赫赫有名的狱里中共文化人士“七君子”之一。

　　1926年春，王闻识（当时名为王文栻）考上了省立第一中学，与莫万成为同班同学，王闻识小莫万一岁，两人同时加入共青团，办报，搞学运，支持工农革命。莫万家境殷实，王闻识家境贫困，但贫富不妨碍他们之间建立亲密的同学友谊，后来发展为革命友谊。1927年5月，两人一起被捕入狱，被关在同一牢房。大半年后两人被释放。王闻识通过组织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莫万则到百色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这莫万即是莫文骅，亭子村人，后来成为开国中将、新中国南宁市首任市长；王闻识，智信村人，是以制造“纸弹”对付汪伪奴化宣传、威震江浙沪一带的共产党著名报人。两个邕城老乡，一个在邕江边长大，一个在左江边长大，历史巧妙地把这两个传奇人物紧紧地关联在一起。

　　莫文骅对王闻识一定是欣赏的，因为在《莫文骅回忆录》里提到早期学校革命活动时点到了十几个有名有姓的战友，但是给王闻识的笔墨是最多的。莫文骅回忆，两人被捕入狱后，王闻识与狱友一道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不屈服敌人刑讯逼供，不惧怕恶劣环境，不透露革命秘密，不出卖同志。即使敌人当着他们的面，把其他同志押出去枪毙，王闻识也不屈膝变色。

　　第一次入狱期间，王闻识一定见多了共产党员的舍生取义，所以日后无畏牺牲，愈挫愈勇。《莫文骅回忆录》里写道：“……这时，军校难友、共产党员周飞宇来到我们牢房门口，向其好友王文栻告别。因周的手已被反绑，无法与王文栻握手，他提议说：‘我们来一个俄国礼吧！’王文栻明白他的意思，便趁房门未锁，冲出门与周抱头吻别，情景极为悲壮！……”

　　正因为坐过牢，见多了生死离别，王闻识练就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出狱后继续以笔为枪，投向反动派和日伪……

　　王闻识是硬汉，但他坚硬的躯体里其实隐藏着一颗对革命同志柔软的爱心。皖南新四军药品非常紧缺，王闻识多方打通各种渠道，买到一批盘尼西林药品送到皖南慰问新四军。他第四次被捕入狱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时，做通狱卒工作给狱外同志传纸条，帮助筹措经费作为同志们越狱后的路费。“七君子”中其他五人都越狱成功。因冯雪峰有病，王闻识便留下来照顾他，冯雪峰催他走，他不肯，说：“我不会抛下你的。”当冯雪峰得以出狱时，瘦骨嶙峋的王闻识把一百元钱塞进冯雪峰的衣袋里说：“你拿去，下世再相见！……”彼时上饶集中营难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王即无冯。

　　王闻识是有谋的。他利用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广西同乡关系，积极争取创办《民族日报》，亲自写下了创刊誓言：“用文化特有武器，配合政治进攻，粉碎敌（日）伪文化侵略。” 这份名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办的报纸，实为由共产党掌控进行爱国抗日宣传的阵地，因为王闻识任用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报社担任重要岗位，还组织成立了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在统一宣传口径时，王闻识要求宣传基调不宜太红，但要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场去办报，跟敌伪汉奸作无情的思想斗争”，前方将士和沦陷区人民称赞《民族日报》“笔杆子胜似枪杆子”“笔锋胜似坦克”。《民族日报》影响波及杭嘉湖、上海以及广西等地，被誉为浙西抗战的一面旗帜。由于报纸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不满，下令改组报社，王闻识迫于无奈离开报社，却在报社安排了部分共产党员继续隐蔽坚守。报纸的导向、文风依旧，难怪当时人们说，《民族日报》依然是没有王闻识的“王闻识”在办报。该报自然成为日伪眼中钉，敌寇派岀飞机对报社进行投弹轰炸，这应该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仅有的炮弹对“纸弹”的疯狂报复吧。

　　这位以笔为戈的红色报人，曾经四度入狱：1927年在南宁第一次被桂系军阀逮捕，关押大半年；1929年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囚禁三年余；1934年第三次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被关押两年多。每次入狱，他始终不惧敌人的严刑峻法，坚持革命理想，积极团结狱中同志作斗争。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3月，王闻识再次被捕，被国民党顽固派押解到上饶集中营（之后集中营迁到福建建阳）囚禁，饱受敌人摧残，又感染痢疾和疟疾，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第二年的10月10日，这位被誉为“不屈报人、民族喉舌”的英勇斗士病逝于福建建阳。 （南宁市江南区纪委监委　整理）

编辑：刘亭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