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下同）重建了以钱兴为书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

　　1942年5月下旬，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后叛变，供出了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南委机关被破坏后，广西省工委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同年7月9日，郭潜引领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到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机关，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被捕牺牲，一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群众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广西的桂林“七九”事件。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不顾个人安危，从灵川启程,先后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玉林、宾阳、南宁、武鸣等地组织党员紧急撤退。

　　9月上旬，钱兴到钟山英家乡，在听取英家乡特支书记张赞周汇报当地的情况后，详细考察了该乡白沙井村的周边环境，认为英家的党组织建立较早，基层党的干部和党员可靠，群众基础较好，且地处钟山西南，地方偏僻，远离桂林和梧州，水陆交通便利，进退自如，周围环境比较安全，适于隐蔽，为确保省工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英家乡白沙井村。

　　10月上旬，钱兴从桂林灵川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化名蔡亚禄，在白沙井村后桐油林中搭茅棚，偕夫人邹冰母子以难民身份为掩护，陆续从各地抽调党员干部到英家,组成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由黄彰任省工委代理副书记，抽调庄炎林、肖雷任省工委交通员，吴赞之任省工委机关工作人员，黄嘉任中共桂东特派员，韦立仁任交通员。钱兴负责全省党的全面工作，分管桂东、桂中、桂北、桂西区，黄彰分管桂东南，黄嘉负责平乐、荔浦、阳朔、薛城、昭平、修仁、蒙山、榴江、象州、贺县、富川、钟山等县的工作。

　　省工委撤退到英家后，遵循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利用各种方式，积极稳妥地开展党的活动。

　　1943年9月,钱兴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将搜捕中共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在贺州的平(乐)八(步)公路和梧(州)桂(平)水路一带地区,于是又将省工委机关从靠近公路的白沙井村搬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燕塘乡牛垌。为掩护党的工作，吴赞之化名蔡亚祥与钱兴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开荒种地、当挑夫、做小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贺州地区站稳了脚跟、隐蔽了下来。半年后，因国民党平乐区专署要在牛垌办农场，广西省工委机关复迁回白沙井村。

　　1944年秋日军入侵广西前，省工委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日军要打通桂林到镇南关的交通线，广西可能沦为敌后。考虑到敌人可能从白沙井经过，万一日军截断公路，省工委将无路撤退，于是将省工委机关从英家乡的白沙井村转移到燕塘乡的黄宝村，居住在村民谢英江家，但钱兴的主要活动地点仍在白沙井村。

　　11月初，日军侵扰黄宝村，钱兴一家及省工委机关秘书覃舜恩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一起撤到白帽山的岩洞居住。日军撤离后，他们回到黄宝村，以难民的身份在谢英江等群众的掩护下继续开展工作，直到1945年夏，省工委机关才迁回白沙井村。1945年8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省工委机关由英家逐步迁至昭平黄姚。

　　1942年10月至1945年8月，省工委机关在英家近三年，对全省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来桂东地下党在英家发动“六五”起义和当地的解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贺州市纪委监委综合整理）

编辑：林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