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七星岩景区龙隐洞与龙隐岩的连接处，瑶光峰的崖壁上，有一件石刻，八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这就是北宋昭州（今桂林平乐）知府梅挚的散文《五瘴说》。公元1034年，梅挚到昭州任职，不久，写下散文《五瘴说》。一百五十年后，大约在公元1190年，时任广西漕运官的朱晞颜将其摘录刻石于龙隐洞与龙隐岩之间的崖壁上，成为千古名刻。

       梅挚(994-1059)，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紫县(今四川新都)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任蓝田上元知县、昭州知州、通判苏州、开封府推官等，后升迁做判官。进侍御史，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大理寺，擢户部副使。嘉祐二年(1057)同知贡举，累迁右谏议大夫，出知杭州，移江宁府。嘉祐四年(1059)，死于河中府任上，终年六十五岁。

　　梅挚为官勤政爱民，梅挚任苏州通判的时候，正赶上二浙(宋代建制，即现在浙江省全境及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地区灾荒年，官府借货给农民作为种子的粮食，到了秋天，府县要求还贷，催促非常急迫。遭遇荒年的农民，很多根本就无力还贷。梅挚了解到这个内情，就向皇帝上书，说借贷本来是官府向百姓行使恩惠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要求及时还贷而加重农民负担，这就是使农民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况里了。于是，皇帝下诏，允许缓期上交借贷的种子。

　　在做侍御史的时候，梅挚还经常利用能够接近皇帝的机会直言上书。庆历四年(1044)，伊水和洛河暴涨，浙江溃防，黄河决堤，梅挚因为灾祸频繁，向皇帝上书《变戒》，劝皇帝要“躬责修德”，亲自承担责任，修治道德，这样才能“灾异衰止，而盛德日起矣”，使灾异的事渐渐消失。

       在官吏的任免上，梅挚也敢于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权贵。在做开封府推官的时候，他就敢于将别人不敢处置的辇官郑玉，杖责后发配。梅挚后来做了判官，又升官至侍御史，更是尽职尽责，敢于直言。他认为石元孙战败被俘，后又被放还，是国家的耻辱，应该将石元孙杀了；他说张尧佐自己是没有才能的，只是因为是皇后的亲戚被升官的话，会危害皇帝的威信。皇帝因此将张尧佐降职。皇帝对大臣们夸赞梅挚:“梅挚言事有体。”于是升任梅挚做户部副使。

　　尽管皇帝欣赏，但他还是因为开罪了权贵，被降职到海州做知府，后迁移到苏州。召入，为度支副使。皇祐三年(1051)，梅挚出去做了陕西都转运使，后回来做吏部流内铨，滑州知府。做滑州知府的时候，每年治河工程浩大，原先全都是征调百姓，梅挚来后，便抽调驻守滑州的兵丁代替百姓治河。有一次河水大涨，梅挚率领部下日夜督修堤岸，防止了水患。为此，宋仁宗特下令嘉奖他的功劳。

       梅挚性格淳朴、恬静、不假装严厉，也不张扬。梅挚生活的北宋中期，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各级官员无不经商牟利，兼并土地，而梅挚却平生不置任何资产。

　　景祐初年(1034-1038)，梅挚到昭州(今广西桂林市平乐县)任知府。他热爱昭州的风土人情，美酒佳果等，写下了《十爱诗》五律十首，分别吟咏昭州水、寺、观、路、月、乐、酒等十物，诗语平易畅达，颜具情趣;他憎根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又写了著名文章《五瘴说》，来刺讥腐败，警醒世人。后来，昭州人民为感谢梅挚为地方革除弊政，为百姓办好事，特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表达对梅挚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五瘴说》言简意赅，击中时弊，六十年后，因直言上书贬官昭州的邹浩作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南宋初年，文学家吴曾在他的一篇《能改斋录》中也详载了《五瘴说》及其原委。《五瘴说》这篇文章问世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广西经略安抚使朱晞颜认为，《五瘴说》对于为官从政的人来说，是切中时弊的，为官者应该引以为戒。于是朱晞颜将《五瘴说》精华部分摘录，并撰写跋文，石俛书写，刻石于龙隐岩，以此警示为官的人。朱晞颜在跋语中说道，自古传说岭南有能置人死地的瘴气，仕人畏惧到岭南来，甚过于被流放。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如果因私欲所纵，残生伤性而死于非命，“则命不系乎天，系乎人也”那么生命的长短就不是由天决定了，而是人为造成的。谁要是有了梅公说的这五瘴之一，必然会导致死于非命，如果没有这五瘴，即使身处瘴乡，也如同在中原一样，根本不存在什么瘴气瘴人之事。最后，朱晞颜以自己到广西后深入瘴乡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们去思考:到底是气候环境能瘴人，还是人自己造成的瘴气能瘴人呢?

       1963年学者郭沫若来桂林时，在这块碑前沉思良久，笔录全篇，特为梅挚《五瘴说》吟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梅挚著有奏议四十余篇，又有诗集。今存《梅谏议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七五、《宋史》卷二九八本传。

编辑：严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