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一条短信在西乡塘区纪委常委丛敏的手机上亮起，“丛姐，我是中北村许海会的儿子小马，在您和纪委的帮助下，这两年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还有小苏，对我们村的事很上心，有什么困难都帮我们解决，过节了，大家商量一起发个短信，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
 

　　小苏是西乡塘区纪委监委派驻中北村驻村干部。小苏做了什么，群众才会用这样的形式来专门表达感谢，带着好奇和疑问，我们决定前往中北村对苏永康进行一次专题采访。
 

　　看到苏永康，才发现半年不见，人变瘦了，也黑了很多，但眼睛里却神采奕奕。

　　当我问及在中北村驻村扶贫这两年有什么事迹时，苏永康思索片刻后说“都是一些日常的工作而已，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

　　“那你在工作中遇到的难事是什么？或者记忆最深刻的事是什么？......”

　　慢慢的，随着话题走向深入，我发现，他口中的这些“日常普通工作”似乎并不普通。

　　搁置十六年的户口问题

　　“李宁宁，16岁，家庭人口1人......”

　　这个只有1口人的贫困户一开始就引起了苏永康的关注。

　　李宁宁的母亲患有精神障碍，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李宁宁未在医院出生，无法提供出生证明材料，在她3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无法做亲子鉴定。一些爱议论别人的同学经常说她是黑户，没爹没娘。

　　“李宁宁第一次见到我时无助而又漠然的眼神让我至今记忆深刻，当知道她还没有户口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帮她把这件事办好，可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苏永康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叙说。

　　他第一时间向坛洛镇扶贫办反映情况，同时，频繁奔走在镇政府、派出所、民政局之间，了解政策，提供材料。但后来，还是因为材料不符合有关规定而未通过审核。

　　十多年来都没办成的户口不会这么容易就办好的，再想想其他办法。苏永康苦苦思索着。

　　领养，这个词突然闪现在他脑海中，李宁宁不是有个大伯吗？事情有了转机......

　　当李宁宁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户口簿时，眼中迸发出欣喜的神采，不善言辞的她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是感谢扶贫干部，更是感谢扶贫干部所代表的党和政府。

　　普降甘霖就要不漏一人

　　“您好，是邓爱华吗？我是中北村驻村干部小苏......”

　　“我现在在做兼职，晚点打给我。”

　　为了能够让在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贫困生邓爱华及时享受到雨露计划教育补助，这样的电话，苏永康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次。

　　“我很忙，没时间收集材料，补助我不要了。”拗不过执着的小苏，邓爱华回复了这条短信。

　　苏永康心里有一本账，邓爱华家庭有两口人，父亲邓国符有轻微智力障碍，属弱劳动力，家庭收入主要靠种植的1亩多甘蔗及低保，每学期1500元的补助对她来说到底有多重要，苏永康比她更清楚。

　　 “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政策，她没时间收集材料，那我来替她收集。她怕麻烦，但我不能怕。”苏永康说干就干，一边向扶贫部门反映情况请求精简材料，一边联系校方，并驱车前往50多公里外的学院收集学籍证明等材料。

　　讲到这里，苏永康突然停了下来，像是有点走神。

　　“后来呢？邓爱华拿到补助没有？”我有些迫不及待地追问。

　　“拿到了。”

　　“拿到了补助，相信她会很感激你吧。”我有些想当然的说。

　　“这个不重要。我相信她会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以后毕业了造福社会，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千里之外的工资追索

　　要说哪户贫困户在脱贫方面最让苏永康放心，那肯定是中北村鸡头坡许海会家。虽然丈夫早年逝世，但这位坚强的母亲一边种着三四亩甘蔗，一边趁农闲外出打工，硬是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他儿子也争气，去年考上了桂林理工大学。人穷志不短，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脱贫只是时间问题。

　　2018年3月，原本趁着农闲外出打工的许海会却早早地回来了。

　　“许婶，这次出去做工还顺利吧。”苏永康知道后第一时间入户问道。

　　“唉，快别提了，这次去佛山一家制衣厂做工，本来好好地，前几天感觉眼睛昏昏的，特别是夜班，看不清楚流水线上的针线，就辞职回来了。”

　　“这次出去一个多月吧？工资结了吗？”

　　“工厂那边说我进厂时间短，不给我发工资，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地方说理，就先回来了。”许海会说着，鼻子一酸，眼泪一滴接着一滴流了下来。

　　“许婶，你先别着急，工资的事情我先去了解一下政策、法律，应该不能这样的。”苏永康起身说着，“你把工厂的联系电话给我，等我的消息”。

　　经多次联系，工厂方表示，工厂有规定，工人必须工作满一年才能发工资，且态度蛮横，多次强调不会结算许海会这一个多月的工资。

　　讲理不成，那就请政府部门主持公道。苏永康深知这一个月的工资虽然不多，对于贫困户许海会来说，却不算少。

　　向南宁市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此事后，南宁市劳动监察部门立即联系佛山市劳动监察部门协调处理此事，在两地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9月份，许海会终于领到了自己应得的4800元工资。

　　“小苏，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许海会拿着本以为拿不到的工资十分激动。

　　“不用感谢我什么，这件事是两地部门齐心协力的结果。”苏永康笑得温和谦逊。

　　扶出脱贫的志

　　在驻村帮扶的43户贫困户中，这两年变化最大的是公交坡李乾安家。

　　李乾安有一儿一女在读小学，妻子患有精神障碍，没有劳动能力，全家一直靠种植的3亩大青枣维持生活。因疏于管理，枣树上只有稀稀疏疏几颗果，在加上青枣收购价格偏低，从2016年开始，已经连续两年都没有什么收入，勉强靠低保和妻子的残疾补贴度日。

　　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种的枣自己吃。”种枣不赚钱，但他安于现状，对让他改种其他经济效益好的作物的建议置之不理，大家慢慢习惯了他浑浑噩噩的状态，也都不愿多理睬他。

　　苏永康曾多次做他思想工作，但他始终就是一句话“我种的枣自己吃。”

　　2018年春节前，苏永康在李乾安家入户时，刚好看到他的女儿央求买新衣服而李乾安沉默不语的样子。

　　苏永康知道，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来了。

　　“李叔，你看儿子女儿慢慢长大了，需要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开支也会越来越大，现在靠补贴、补助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小孩子再大一点呢？”

　　李乾安神色有点担忧。

　　苏永康趁势说：“贫困户的帽子戴着并不光荣，孩子们现在小还不懂，等以后知道自己家是贫困户了也容易产生自卑情绪，对孩子成长也不好。”

　　李乾安渐渐动摇，试着问:“那咋办？地就这么多，枣也卖不上好价钱。”

　　“这样，我看这两年冬瓜行情好，种起来也省心，产量还高，我找人教你怎么种......”

　　今年7月，李乾安在枣树间套种的2亩冬瓜和一亩青菜都获得了大丰收，并且冬瓜的收购价格是往年的3到4倍，李乾安的腰包鼓了起来，整天乐呵呵的，遇到节日就打电话给苏永康，“小苏，饭熟了，菜已经煮好了，赶紧过来。”

　　苏永康知道他想感谢自己，每次都跟他说“心意我领了，但我们有纪律，你能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

　　 “今年一定摘掉。”李乾安的语气一次比一次坚定。

　　讲到这里，苏永康再一次停了下来。

　　“讲完了？”我问他。

　　“讲完了，很多小事做过了就没再记在心上，现在心里惦记着的，都是一些正在做和需要做的事。”

　　“你讲的这些事情对群众，尤其是贫困户来说，可都是天大的事啊。”我有些感慨。“那你觉得中北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北村这两年变化很大，2016年建档立卡的时候有贫困户50户146人，今年预计可以全部实现脱贫，比预期提前了一年，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20万元，13个坡有12个已经完成村屯巷道硬化，剩下一个坡明年6月份也会完工......”苏永康如数家珍。
 

　　“我听说一些驻村干部半年都没坚持下来，你能坚持下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去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扶贫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所以，在我看来，只要是群众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我都会坚持去做好。”苏永康晒得黝黑的脸上虽显疲惫，但神色坚定。

　　反腐败战场上的硝烟还在弥漫，这些纪检监察干部在党和人民的呼唤下，又踏上脱贫攻坚的战场。监督执纪，是群众利益的守护者，扶贫脱贫，是群众生活上的贴心人，变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纪检监察干部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书写着对事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南宁市西乡塘区纪委监委  赵军坡）

编辑：唐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