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查处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腐败案纪实(五)
利剑出鞘惩巨贪
——查处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腐败案纪实(五)
五、拍案惊奇
交代第一次受贿,对毛绍烈来说,很难。他需要一种“壮士断腕”的勇气,而且,十几年前的事,回忆起来也难。在自治区纪委办案点上,毛绍烈艰难地回忆着——
1996 年10 月,毛绍烈的仕途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他从梧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调到贺县任县委副书记。
(作者随记:福兮?祸兮?老子有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福与祸,祸与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后来的事实说明,毛绍烈任贺县县委副书记是“福兮祸之所伏”。)
改革开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是个重大的考验。毛绍烈上任不久,当时的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城区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由刚到任的县委副书记毛绍烈负责。
这时的贺县,城市建设方兴未艾。负责城区建设征地拆迁工作的毛绍烈,肩上有了责任,手中有了实权。这个实权有个诱人的特征:能使人赚到大把大把的钱。
一个人向他走来了。这个人叫程中(化名),贺县(后改为贺州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他正承建贺县北环路(现是贺州市八达西路),1.5 公里长,工程投资是4000 多万元。这是一个以地换路项目工程,即由投资者出资建设道路,政府以相应的土地作价作为所建道路的补偿。由于征地拆迁量多,征地难度大,工程进度很慢。一天,程中带着2 万元人民币找到毛绍烈的办公室。新官上任,对找上门来的老板很热情,仔细听着程中的诉求。程中一面察言观色,一面诉说征地难、工程进展缓慢等等,并恳求毛副书记帮助协调解决。毛绍烈也很体恤下情,说一定尽力帮助。程中临走时拿出那个装有2 万元钱的牛皮纸信封,一边说“一点茶水费”,一边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毛绍烈正眨巴着眼晴,忐忑地想着如何处置那个牛皮纸信封时,程中如做了贼似的匆匆走出了毛绍烈的办公室。
2 万元!毛绍烈为官以来第一次收受人家送来的意外之财,既窃喜,又心惊。犹犹豫豫之中,他还是把那2 万元放进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当晚,毛绍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原有的信念和金钱的欲望如轮转似的在他的脑海中滚动。最后他在金钱的强烈欲望中,在侥幸心理的梦幻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几天,毛绍烈组织了一个征地拆迁工作队,加快了征地拆迁进度。
不久,中秋节到了。“快要过节啦,送点钱给你过节。” 程中在毛绍烈的办公室,将一个装有1 万元钱的牛皮纸信封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这次,毛绍烈没有犹豫,心领神会地说一声“谢谢”。
从1996 年到1999 年,程中在每个中秋节到来前,都送给毛绍烈1 万元人民币,4个中秋节共4 万元。
中秋节送了钱,春节不能不送。1997 年的春节前,程中送给毛绍烈1 万元,从1998 年到2000 年,每年春节,程中都送给毛绍烈2 万元。
2002 年9 月,毛绍烈任钟山县县委书记。程中为了感谢毛绍烈多年来对他的关照和帮助,同时也希望毛绍烈在钟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能够把一些工程项目给他做,在2003 年和2004 年春节,每个春节他都到毛绍烈的办公室送给毛绍烈2万元人民币。
在调查组的办案点,程中回答调查组的问话时,回忆送钱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他当时表示有机会会照顾的。然后,我便把事先已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的2 万元钱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每次我把钱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毛绍烈会说声‘谢谢’,我便离开。”
权力所创造的金钱,使毛绍烈的欲望迅速膨胀。
金钱的欲望一旦突破信念的堤坝,便如决堤的洪水狂奔泛滥。从此,毛绍烈贪婪之手越伸越长,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他人生的悲剧一步步走向高潮……
调查组对毛绍烈违纪情况作过分门别类的统计,不禁拍案惊奇!
按领域统计,毛绍烈在钟山县县委书记和贺州市副市长任上,利用权力插手工程发包、工程款拨付、土地矿山出让、规划审批、干部提拔等领域,大搞权力寻租。其中,在工程建设领域收受贿赂476.3 万元,用地规划定点、规划设计和容积率变更审批方面收受贿赂325.1 万元,出让探矿采矿权方面收受贿赂208 万元,人事任免方面收受贿赂52.7 万元。
按任职统计,毛绍烈任县委书记期间受贿237 万元,任副市长期间受贿755 万元。
按涉及人员统计,毛绍烈收受个体老板58 人、公职人员39 人共1403.9 万元,收受下属单位268.7 万元。其中数额超过1 0 万元的有20 人。个人送钱数额最多的达290.6 万元,单笔最大数额达128 万元。另外,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获利40万元。几项合计,涉案金额共1711.6 万元。
按时间统计,毛绍烈自1996 年收受第一笔受贿款至2012年案发,作案时间长达16 年,平均每年收受100 余万元。其间毛绍烈历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从副处级逐步提拔到副厅级,潜伏期长。
(作者随记:毛绍烈案的这些统计数字,确实让人拍案惊奇,更给人们留下了关于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和干部考核等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比如说,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配合运用,既能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又能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实践深刻表明,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手抓、两手硬,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结晶,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实践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值得重视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即“看得见的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变了质变了味,变成了权钱交易或是权力寻租的“手”。当然这只变了质变了味的“手”,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是见不得阳光的。毛绍烈正是把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在他分管的领域肆无忌惮地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
再比如说改革开放时期,给予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而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金钱美色诱惑的力量强大,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乏力。
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在权力过分集中、缺少制衡机制的形势下,光依靠领导干部的廉洁、清明,很难真正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待续)
编辑:林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