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篇叙述周恩来总理对待 “五子”（位子、孩子、票子、房子、车子）的文章，感触颇深，特别是周总理在对待“位子”的态度上更是令人敬佩，忽有把周总理一生对待位子的故事翻出来与大家分享的冲动。期盼为官者以此为镜，正衣冠、明得失、知荣辱。
　　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争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他总是顾全大局，让位给他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海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又谦虚地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西方学者在《中外学者论周恩来》一书中这样赞扬道：“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
　　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同志将名、权、利看得很轻很淡，他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总理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看看，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待位子的态度。同样，他在对待孩子、票子、房子和车子方面也堪称楷模，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他的一生高风亮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高尚品格令世人敬仰。1976年1月，当周恩来总理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溘然长逝的时候，全国人民无比悲痛，首都十万民众自动聚集，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联合国也破例持续7天下半旗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逝世表示哀悼，真可谓空前绝后。
　　那么，周恩来同志一生对待位子的态度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笔者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小是个官（准确的讲是人民公仆），为官就要有为官的样子。就应该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要胸怀大局，淡泊名利，保持清醒，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将全部心思和精力凝聚到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事情上来。只有这样，才会在个人的职务升迁、位子变化和工作需要中摆正位置，做到波澜不惊、宠辱不惊，做到“升”得坦然、“退”得豁达。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提拔重用，这是常情常理，也是一种普遍心态。但有的人把官位和权力作为人生追求，既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进退。为了权位处心积虑，不惜放弃原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及其；得到提拔后忘乎所以、原形毕露、以权谋私；没有得到提拔重用时就会心态失衡、牢骚满腹，甚至不择手段跑官要官，走上违法犯罪之途，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而从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高尚、闪光的一面。因此，为官者应该对工作要有进取心，对升迁要有平常心；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境界，就是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至于个人的进退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就在那个位置上尽心尽力、发光发热。
　　环顾现实社会，一个个被揪出来的贪官，无一例外在对待这“五子”的问题上栽了跟斗。为了满足对这“五子”特别是位子的无限欲望，他们置党纪国法、社会道德于不顾，大搞权钱交易，直至身陷囹圄，有的甚至走上了人生不归路。所以说，如何对待位子是摆在为官者面前一道永恒的人生课题。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充满诱惑的现实社会，一个又一个的活生生的警示案例，促使为官者不得不清醒地思考，作出正确的选择，修炼高尚的品德，决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迷失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生在对待“位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

　　有鉴于此，笔者在读到这篇文章时，除了对周恩来同志无限崇敬之外，不胜感慨，奋笔疾书，与各位为官者共勉。

编辑：林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