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书桌上,那张天安门的照片,我初看时几乎嗤笑了。天安门的红墙黄瓦,固然庄严,却像素粗劣,像是从哪张旅游宣传册上撕下来的。外婆的身形则被生硬地抠出,边缘带着锯齿,浮贴于城楼之前。这般拙劣的修图伎俩,竟也骗得村中一众老人团团转,各自捧了这虚拟的“御照”归家,摆在堂屋正中。
我原以为外婆是受了照相馆的蛊惑,花了冤枉钱,买了个虚空。于是便问她:“这要多少钱?”外婆捻着照片,眼角的皱纹里蜷伏着一点狡黠的笑意,摇头道:“不要钱,镇上照相馆下乡给我们老人免费照的。”我一时语塞,疑心是某种新式的骗局,先以利诱,再行他谋。然而环顾四周,除了这照片,家中再无其他可疑的新物。
外婆珍重地将相框擦了又擦,摆正在毛主席石膏像旁边。她喃喃道:“村里好多人都拍了,挂在墙上,摆在桌上,都好看。”我这才注意到,照片中外婆头发梳得溜光,身穿一件紫红色的花布衫,那是她吃喜酒、赶庙诞的行头。她竟为这“假”照片,郑重换了“真”新衣。
我的嗤笑便僵在喉咙里了。
母亲后来点醒了我,她说:“你外婆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天安门,她只在年画和电视上见到过。”我听完,忽然想起以前外婆说过,她年轻时最大的念想,便是攒够了路费上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城楼,有多高,有多大”。这念想像一枚干瘪的种子,被岁月的厚土与生活的碎石深埋了七十多年,从未发芽。
而今,这枚种子竟被一个走村串户的照相馆老板,用最低劣的技术刨了出来,敷衍了事地插上一株塑料花。可外婆却对着这假花,露出了真到不能再真的笑。
村里其他老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世界,被田埂、灶台、孙儿的啼哭捆得结实,北京是地图上的一个金色符号,是新闻联播里恒久的片头,是他们用尽一生力气也泅渡不到的光明彼岸。他们不曾见过天安门,然而天安门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盘踞于他们精神的最高处,成为一种无须言说的集体情结,一个关于“外面”“首都”“国家”的终极想象。
那下乡的照相馆师傅是个敏锐的心理学徒,他窥见了这片精神洼地,于是做起了兜售幻象的营生。他卖的哪里是照片?分明是一纸凭证,一次廉价的抵达,一个对毕生憾事仓促的填塞。老人们排着队,换上最好的衣裳,等待将自己枯槁的身形,嵌入那个辉煌阔大的背景板中。快门按下的刹那,他们恍惚真的站到了风中,听见了历史的洪流呼啸而过。真与假,在此处失了界限。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抵达”,其重要性早已碾压了物理意义上的“在场”。
我再次端详那张照片。外婆在天安门前站着,拘谨地笑着。那虚假的红墙,虚假的琉璃瓦,虚假的蓝天,却衬着她无比真实的、九十岁的期盼。我忽然懂得,这是时代赠与这代人的,一种笨拙而温情的数字慰藉。科技以最粗陋的方式,为他们完成了一次庄严的献礼。(兴业县纪委监委)
编辑:杨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