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不能搞“特殊化”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经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俭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案例中，王俭错误地认为国企干部可以“搞搞特殊”“变通一下”，他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靠企吃企，骄奢淫逸，最终沦为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蛀虫”，教训十分深刻。

　　“我不愿意和大家坐在一起，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学习，成了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特殊党员’。”王俭自我剖析说。自从走上领导岗位后，王俭常以业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为借口逃避组织生活，放松和逃避政治学习，成为游离于组织生活与监督之外的特殊党员，结果思想一步步蜕变，最终锒铛入狱。

　　如此把自己变成“特殊党员”，其实是对党组织的不忠、不实。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党章对党员的政治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岗位特殊，但绝不能搞“特殊化”。从不少党员干部的腐败轨迹来看，腐败往往得从搞“特殊化”开始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前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的党员领导干部特权化思想严重，腐败盛行，导致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抛弃。

　　因而，对党员干部而言，无论职务高低都不能搞“特殊化”，要充分认识到自己也是千万党员中“普通的一员”、是一名人民公仆，手中的权力、座下的岗位，是人民赋予的，是要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的，如此才能始终保持初心不变。

　　在此之中，周恩来、焦裕禄、刘伯承等人给了我们做了好榜样。周恩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公私观，不仅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还订立了诸如“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焦裕禄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并躬身践行；他拒绝向组织申请救济粮票、不准孩子“看白戏”，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属谋取任何好处。而刘伯承元帅在解放军刚进南京城时，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像周恩来、焦裕禄、刘伯承这样的牢记初心，不因地位、官位、权力的特殊而搞特殊化的，永远被人民装在心里。党员干部，应以他们为镜子，经常照下自己，找出差距，砥砺党性、廉洁奉公。（蒙山县纪委监委）

编辑：刘亭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