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南宁的女儿。她于1904年2月4日出生在南宁，出生地就在邓颖超纪念馆对面一街之隔的小花园中，那里立有一块邓颖超出生地旧址的纪念石碑，上面有周恩来同志的侄子周尔均将军题写的“志洁行芳”四个字。邓颖超常说：“我是地地道道喝着邕江水长大的南宁女儿。”
邕城记忆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小名玉爱，她的祖籍是河南省光山县。她之所以出生在南宁，是因为她的父亲邓廷忠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担任南宁镇台，全权管理南宁军务。邓颖超年幼时，邓廷忠就因为得罪上司、遭受陷害，被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邓颖超和她的母亲被迫离开了镇台府，过上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出生在湖南长沙的富商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举家迁至南宁谋生。杨振德是一位反对封建礼教、性格自立自强的女性。邓颖超年幼的时候，父亲邓廷忠坚持要给她缠足，认为“三寸金莲”才能嫁入高门。但是杨振德据理力争、竭力反对，坚持让邓颖超“走出闺房，见见世面”。这才使邓颖超之后为革命奔波时不为“足”所困。
杨振德潜心研究中医，虽然与邓廷忠结婚后衣食无忧，但是她一视同仁为百姓治病，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丈夫被流放新疆后，杨振德凭借自己的医术独立谋生，抚养邓颖超长大。杨振德这种独立自强的性格在年幼的邓颖超心中埋下了种子，对她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1910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6岁的邓颖超跟随母亲离开南宁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去往别处谋生。
革命征程
1910年，离开南宁后的邓颖超跟随母亲先后到广州、上海等地谋生，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天津求学。1916年，12岁的邓颖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即今天的河北师范大学。在校期间，邓颖超曾发表文章《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立下了“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表明了她的爱国志向。
1919年，邓颖超满怀热情地投身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当中。同年，她与周恩来等人一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展现了她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思想。在觉悟社中，社员们用抽签的方式起代号，当时邓颖超抽到了1号，所以化名为“逸豪”，周恩来则抽到了5号，化名为“伍豪”。
1924年邓颖超在天津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至此开启了她的革命征程。同年，党组织将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州工作，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为夫妻，广西也是在这一年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邓颖超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邓颖超摆脱敌人的追捕，到达上海，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在上海期间，除了担任中央妇委书记，邓颖超还身兼数职，多方面指导党的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邓颖超肺病缠身，她既要忍受极端恶劣的环境，又要承受病痛的折磨，一度“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最后她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力，牢记使命，带病走完了长征路。
妇女先驱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等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8月，邓颖超去到香港看望宋庆龄和何香凝，共同商议抗战建国大计。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邓颖超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比如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邓颖超抱着荣高棠的儿子小乐天（荣伟民），周恩来见了便即兴做了一首诗：“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里面就把邓颖超称为“大乐天”,周恩来则自诩为“赛乐天”。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年轻时，她便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筹备成立了女星社等爱国组织和女权运动进步组织。女星社成立于1923年，当时为了筹办妇女补习学校，女星社举行了募捐义演，这就是邓颖超在《新闻记者》这部剧中扮演男角的剧照。
邓颖超不仅关心妇女解放事业，她也十分关心那些遭受了战争灾难的孩子们。为了救助在战争当中失去家庭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等人在湖北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随后陆续在全国一共设立了53个保育院，在近8年的时间里共抢救和保育了3万名儿童。到今天，战时儿童保育院当年收养过的孩子们每逢邓颖超诞辰，都会自发组织到邓颖超纪念馆来开展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颖超希望妇女们也可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于是在她的合理提议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1952年3月8日，首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
晚年的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虽然已经不再具体领导妇联工作，但她不止一次地说：“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这正是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
伉俪情深
1919年，邓颖超和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1925年8月8日结为夫妻。从此，他们一生相伴50余年，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留下了为世人所传颂的佳话。
作为革命夫妻，他们聚少离多，书信成为他们分享彼此近况、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重要方式。相伴的50多年里，他们留存了74封珍贵的书信。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向了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之后，邓颖超交待：等她去世时就用周恩来使用过的骨灰盒。她说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撒掉了，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省一点钱。所以在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工作人员根据她生前的嘱托，用周恩来的骨灰盒，盛装着她的骨灰，抛撒在了天津的海河。
公仆本色
邓颖超同志是实践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在生活上，她和周恩来严于律己、勤俭节约，二人的衣服总是反复穿用，能补则补。为了减少国家的开支，两人将工资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日常开支；一部分拿去补助亲友和工作人员；此外全用来交了党费。
邓颖超一生廉洁，几乎从不收礼、能退则退。在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津市红桥区服装二厂的青年工人自发筹钱制作了一件棉袄寄给邓颖超，希望能抚平这位老人内心的悲痛。邓颖超收到后十分感动，但她仍然委托秘书转交了30元工本费寄给工人们。
从1977年开始，邓颖超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开始率团出访各国，发展新时期中国对外友好关系。晚年的她，仍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
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生活的室内，摆设虽然简单，但入住西花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办公、休息、约人谈话、做室内运动都是在这间“多功能”室内进行。相信大家看到中间的床会感到有些特别，因为床头是朝外摆放的。据邓颖超身边的秘书赵炜回忆：这样方便她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挂在墙上的母亲与她的合照。这说明邓颖超从小在南宁生活时就受到母亲的影响，母女感情十分深厚。
1983年6月17日，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以多病之身，忘我工作。她说：“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1982年邓颖超重病时，曾经在1978年的遗嘱基础上重写过一份遗嘱，除了原有提到的遗体解剖火化、骨灰不保留、不开追悼会等内容外，还尤为提到两点：一是她和周恩来所居住的房屋移交公用，因为房屋是人民所有。二是希望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不要因为她和周恩来的关系给予他们的亲属特别的关怀和照顾，并特别指出：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情系广西
邓颖超对家乡南宁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她曾说：“我是地地道道喝着邕江水长大的南宁女儿。”建国后，她不仅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变化，还时常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
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妇女代表会在北京召开期间，邓颖超与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南宁市政协原副主席范芳训用南宁白话聊起了家常，当时她就许诺：“一定返去睇（看望）大家！”之后，邓颖超两次回到南宁。
第一次是在1960年3月。邓颖超随同周恩来专程视察西江和红水河，听取广西相关的开发规划。在南宁，邓颖超和周恩来乘船沿邕江视察兴建中的邕江大桥。3月5日晚上，广西党、政、军领导为周恩来和邓颖超举行了欢迎宴会，当时邓颖超对周恩来说：“恩来，大家给你敬酒，你也应该给大家敬酒才是。我是在南宁出生的，我们这次是回娘家，你就是南宁的女婿，北方叫‘姑爷’，你说是吗？”周恩来高兴地说：“对呀！我是南宁的女婿，应该向南宁的亲戚敬酒。”
时隔一年，邓颖超第二次回到了南宁。邓颖超在中共南宁市委书记陈枫（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等人陪同下，认访自己的出生地。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同志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生动体现了对党忠诚这一高贵品质。回望百年党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关键正在于全体党员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团结一致的“聚合剂”，是党的力量的“倍增器”，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诀之一。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今天，我们仍然要继承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治党治国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南宁市纪委监委、南宁市博物馆）
编辑：劳宛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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