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不给20万“消灾费”，就向纪检机关举报
石高山是广西河池市某药品检验所所长。2006年11月27日早上8点，吃过早餐的石高山，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办公室，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递上了一封信。
看着这封没有寄出地址的信，石所长感到有点奇怪。他心里直嘀咕：都什么年代了，农民种田都腰间别着手机了，竟然还有人这样来写信？
带着不解的好奇，石高山拆开了信。读着读着，石高山的脸越来越严峻，心里越来越茫然了。
信是用打印机打印的。信中写道：“石高山：我们是‘河池市地下反腐工作队’，现已掌握了你的腐败问题和受贿问题；同时，你和×××有男女关系，并生下私生女一事，我们也一清二楚……”信中最后要求石高山必须给20万元“消灾费”，否则就向纪检机关举报，并声称，“如果石高山报警，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看着这封敲诈勒索信，石高山感到莫名其妙。他脑海里迅速把自己工作和生活圈里的人梳理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之人，于是便把勒索信扔到一边去了。
然而没过多久，石高山的手机响了起来。打开手机一看，是一条新短信，石高山顿时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是“13100484999”，短信上问石高山是否收到了信，如收到，请尽快交20万元“消灾费”，不然就告发石高山的受贿、腐败行为。
第二天，石高山又多次收到相似内容的短信，同时还接到一个男子用“13100484999”手机打来的电话，威胁如不给钱就告发，如报警就等于自投罗网！
面对接连不断的敲诈勒索，石高山十分愤怒。2006年11月29日下午3点左右，石高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006年11月30日晚上7点多，刚吃过晚饭的石高山，又接到了电话，威胁说如果今晚不给钱就不客气了。石高山就与电话中的男子讨价还价起来，对方一口咬定20万元，一分都不能少！
“那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钱给你们？怎样才能把钱交到你们手上？”石高山问。
对方略作沉思后说：“今晚9点钟，在金城江区政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到时会有人跟你接头！”
说完这话后，对方即关掉了手机。石高山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马上行动，对现场进行布控。
当晚9点钟，石高山依约来到了金城江区政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手上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
没过多久，有个人向公共汽车站走来，跟石高山搭讪：“你是石所长吧？把钱给我！”
“我又不认得你，我凭什么把钱给你？”
“我是‘河池市地下反腐工作队’的，你快点把钱给我……”
两人在说话间，埋伏在周围的民警一拥而上，将来人死死按住，并从其身上搜出了手机一部，一查验，号码正是“13100484999”。
连夜提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对方很快供述了一切。原来这个号称“河池市地下反腐工作队”的人叫刘俊金，是河池市的一个专收废旧的个体户。公安机关马上对刘俊金的住宅进行搜查。
面对警方强大的审讯攻势，刘俊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供出了另一个同案犯罪嫌疑人——一个公安干警们十分熟悉的同事——河池市公安局巡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吴文刚！
2006年12月1日凌晨1点钟左右，在得知刘俊金被抓，住所被搜后，走投无路的吴文刚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覆灭：财迷心窍，铤而走险被判刑
堂堂一个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副大队长，何以跟一个收废旧的个体户混成一堆，最后狼狈为奸，共同策划敲诈勒索，走上犯罪之路呢？事情还得从吴文刚和刘俊金的特殊关系说起——
在前几年的一个朋友的酒宴上，当警察的吴文刚与刘俊金相识了。别看刘俊金年龄比吴文刚小，但头脑活络，能说会道，很得朋友的欢心。刘俊金主要是做收废旧生意，别看生意这名声不好听，却有赚头，几年下来积蓄颇丰。
认识吴文刚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越喝话越投机，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酒桌上，刘俊金大哥长大哥短的称呼，让警察吴文刚很受用，常常在酒精的作用下有飘飘然的感觉……
2006年11月初的一天，吴文刚听人说，河池市某药品检验所所长石高山有受贿问题，并与情人生有私生女。后来，吴文刚与刘俊金聚会时，将听来的这个传闻告诉了刘俊金。
“老弟，这个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敢不敢做一笔大买卖？”吴文刚问。
“哪有不敢的？只要能捞钱，干什么都行！”仗着几杯酒下肚后的胆量，刘俊金把胸拍得山响。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两人在确认没有什么疏漏的情况下，开展行动。
2006年11月24日，吴文刚在家里用自家的电脑和打印机，写了一封敲诈勒索信。信中宣称已掌握了石高山的受贿问题和腐败问题，威胁石如不给20万元“消灾费”，就向纪检机关举报。信的最后，吴文刚打上了“河池市地下反腐工作队”10个字。
信写好后，吴文刚装入信封，贴上写有收信人地址和姓名的纸条，贴上邮票，交给刘俊金寄出。
同时，吴文刚把石高山的手机号码交给刘俊金，要刘与石高山“联系”。
“老弟，千万注意，不要用自己的手机打石的电话。”吴文刚反复叮嘱道。
于是，刘俊金来到了联通公司白马步行街营业厅，花钱买了一张不需要身份证就能开通的面值为75元的手机卡，号码为“13100484999”。“这个手机，只用来跟石高山联系或发短信，一用完就要关机。记住，不要用来打其他电话！”吴文刚不断地提醒着。
2006年11月30日晚上7点左右，刘俊金和石高山谈定了交钱的时间和地点后，吴文刚高兴地开着车，送刘俊金到金城江区政府对面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刘俊金下车后，走过通往教育社区的一座小桥，来到一片空地继续与石高山“联系”。吴文刚则将车开到旁边不远处，躲在车上静候佳音。
正当吴文刚在车上做着“发财”梦时，他的同伙刘俊金却被公安干警逮个正着。
2007年7月10日下午，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吴文刚、刘俊金敲诈勒索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文刚、刘俊金以非法索取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发短信、打电话的方式，以告发他人所谓的“受贿”和“腐败”行为相威胁，向他人索取现金20万元，数额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敲诈勒索罪。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吴文刚、刘俊金的行为均起主要作用，都是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从轻处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一审判决吴文刚、刘俊金两被告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警示：猫行鼠路，都是“贪欲”惹的祸？
长期以来，警察和违法人员的关系都被人形象地比喻为“猫和鼠”的关系——因为警察专门惩治违法犯罪人员，就像猫专抓老鼠一样。但是，曾几何时，一些猫不再抓老鼠了，甚至和老鼠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和谐共处了，甚至个别猫为了多啃几块鱼，不惜“猫行鼠道”，原本专门惩治违法犯罪的人，却干起了违法犯罪的勾当。
——敲诈勒索的有之。与上述案中的吴文刚相似的有，河南郑州市公安局某派出所27岁警察贾某，抓住卖淫嫖娼人员怕丢人的心理，多次私下讯问，并以不拿钱就通知家人和单位，还要将其拘留等相威胁，逼受害人拿钱。仅2001年6月12日一天，贾某就和一些社会无业人员一起以被害人卖淫嫖娼为名，敲诈勒索两个受害人，非法获得现金总额达9600元。次日中午，她又伙同他人，私自捉放涉嫌卖淫嫖娼人员1名，收受现金7600元。另外，在2001年6月，她还曾根据卖淫女刘某提供的线索，到郑州家电市场敲诈一受害人，获赃款5000元。获得赃款后，她把钱和其他人员私分。2001年6月，贾某因违法乱纪被公安机关辞退，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警偷一家的有之。如2005年被新闻媒体强势曝光的成都火车站警察与小偷勾结作案，就是很好的例证。据《法制日报》报道，2000年9月至2005年元月，成都火车站铁路派出所警务队张保观、李东升等警察，为牟私利，纵容小偷在候车厅盗窃。小偷如果进入候车大厅行窃，要给在该段涉案执勤的铁路警察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交费之后，小偷即可在候车大厅内自由活动，随意发挥自己的“钳工”技术。如果被旅客发现、逮了现行，小偷一点也不担心。收了“入场费”的警察，自然会想各种办法保护他。
——警察参与抢劫的有之。据2007年1月5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南部县原民警钟兴荣抢劫一案一审判决：钟兴荣被判有期徒刑8年，处罚金8000元，该案其他4劫匪分别被判处3年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2月5日晚，南部县老鸦镇的宋女士与老乡王某（女）在县城一茶馆喝茶，7名男子突然闯进来，对宋说：“你打牌作弊！”宋当即予以否认。7男子便动手打宋，并抢走其银行卡，逼其说出密码，分两次取走大量现金。其间，作为警察的钟兴荣竟要送给他5000元“出场费”，并以宋的口气写下“自愿给钱”的条子。案发后，宋到派出所报了案。一周后，宋到派出所询问案情进展，意外地发现参与抢劫的钟兴荣竟穿着警服坐在里面。
据《新京报》2005年3月1日报道，2005年元月2日晚，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刑警何松林伙同他人，在该市芦淞区高家坳某娱乐场所对几名“三陪小姐”持枪抢劫，被芦淞区民警抓获。何松林因赌博欠下巨债，为解决经济拮据的状况，策划并亲自参与持枪抢劫“三陪小姐”20余次，涉及金额20余万元。身为刑警的何松林纠集一群无业青年，自称老大。每次持枪抢劫时都是群体作案，一般由何松林策划并部署，至少有两人协助其完成。在持枪抢劫时，何松林一般身穿旧式或别人的警服。何松林持枪的目的主要是惊吓对方，故枪一般不上膛。何松林团伙抢劫的对象，一般是娱乐场所黄、赌、毒等群体，以达到“黑吃黑”的效果。
——徇私枉法的有之。椐2007年8月24日新华网报道，湘西自治州公安局经侦支队原支队长白明生，因与同伙捏造罗织罪名致使当地一名千万富翁龙善保无辜入狱，被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五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他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003年底，湖南省公安厅下发了对重点企业进行挂牌保护的有关文件。文件的本意是要求公安部门加强对重点企业的保护，促其做大做强。可在利欲熏心的白明生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发财好机会。于是，他挂羊头卖狗肉地以“挂牌保护”为名，强行安排无业游民进驻龙善保的锰矿企业成立联防队开展所谓的“保护”，而其醉翁之意便在于收取保护费。事实上，联防队从成立之初，便成了龙善保得罪不起的“土霸王”。企业不但耗巨资帮联防队购置了“警车”，而且仅每年支付两名联防队员的工资便达60万元。更为可恶的是，为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白明生还强行与企业签订了《联合采矿内部协议书》。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根本不是什么协议，而是白明生利用职权赤裸裸地向企业索拿卡要的借口，理当遭到了龙善保的反对。于是，“不听招呼”的龙善保被白明生以“职务侵占案”为由实施了刑事拘留。一桩警察为中饱私囊而滥用职权炮制的冤案就如此荒诞地上演了。
上述列举的个别警察“猫行鼠道”的行径，初看起来都是“贪欲”惹的祸。为了满足贪欲，不惜将手中的权力滥用到极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是冒着绞首的危险。但是，个别警察“猫行鼠道”所暴露出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缺陷，以及干警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等问题，难道不应引起关注并予以认真解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