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1日，备受关注的“京城商业贿赂第一案”，终于以被告人温梦杰被执行死刑而划上句号。曾经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梦杰，成为北京市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极刑的官员。
一个银行科技处处长，6年索要回扣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贪官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
温梦杰的三级跳
一跳回银行
1989年，温梦杰留学归来，艰难经营起自己的公司，这时他开始后悔自己轻易丢掉了原来的副处长职务。
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引进科技人才。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在国外获得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的优势，温梦杰重新回到银行系统，出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总工程师。1997年，温梦杰升任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农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
其实，科技处是农行的一个部门，与北京分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分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以及设备、软件等的采购。
亦官亦商，用一个“民营”企业来养活一个分行！温梦杰，正处在这个“特殊”职位。
二跳进钱箱
1999年初，温梦杰在与某公司签订开发合同后不久，主动打电话“寒暄”，对方心领神会，于是，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转到了温的账下。那个公司经理乖乖掏出的是总利润的2/3！温梦杰淘到了“第一桶金”。
此后，温梦杰便一发不可收拾。
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温梦杰利用采购设备之机，向某商务公司索贿5笔共计255万元；
2000年7月至2002年9月，温梦杰借分行与某技术公司签订采购软件技术开发合同之机，索贿4笔共计279万元；
2000年11月至2003年11月，温梦杰向另一计算机公司索贿4笔共计300万元；
2003年10月至2004年初，温梦杰又向某信息公司索贿2笔共计237万元。
索贿的同时，温梦杰还利用职务之便，在购买进口ATM机期间，采取欺骗手段，分多次将农行多付的394万元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此外，温梦杰还把一笔38万元的保险公司理赔据为己有。
三跳向投资
温梦杰又用赃款投资房产。2002年11月，温梦杰以其妻子的名义在建外SOHO购买了3套预售商品铺面房。由于地处长安街国贸等黄金地段，当时总房价就高达3400万元。
2004年6月，北京市检察机关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称温梦杰用巨资购买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根据线索，侦查人员迅速前往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查证。令人吃惊的是，不但举报信上的内容基本属实，而且到2004年6月底，温梦杰已经支付了3200余万元的房款，且支付方式多为支票、现金和境外汇款。
历经10个月的艰苦侦查，检察官查找了近百家单位和知情人；在铁证面前，温梦杰的心理防线被攻破。
“实”权，使“自由裁量权”异化
法学上有“自由裁量权”一说。即执法者可以在综合考虑案情的基础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一定的自由裁判权。比如，《刑法》规定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可综合考量该案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故意、认罪态度等因素，对被告人在有期徒刑3年到7年的幅度内做出量刑。
官小权重
一个银行科技处的处长，怎么就和涉案的1505万元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权大权小，而在于有无实权。温梦杰所拥有的权力，恰恰是审批权、决定权、采购权等实权。
温梦杰负责的科技处，除了要对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维护外，还要根据银行的需要进行大量的设备采购。而这些都要经过温梦杰签字后，上报主管行长审批。尽管银行系统有严格的设备采购流程，但在温梦杰面前却形同虚设。有人在案发后算了一笔账，温梦杰受贿、贪污数额，竟占了北京农行与这些合作企业所签订合同总额的1/8！
今年9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王利民披露了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的八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犯罪行业领域十分明显。从案发领域看，权力比较集中、资金密集、资源紧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大的领域，往往容易成为贪污贿赂犯罪高发领域。而温梦杰所处的职位和所从事的IT领域，几乎完全印证了这个结论。
专业性强监督无力
在农行内部，温梦杰被公认为“电脑天才”。凭借着高超的计算机技术，温梦杰为单位的技术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事、领导的信任和赏识，加之专业技术外人难以染指，使他的身边少了监督的眼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四川银监局局长王筠权曾经在分析金融腐败大案频发的诱因时指出，监管的阶段性缺失，造成了防范漏洞。一些银行内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岗位不清、混岗、重要岗位不坚持强制轮岗，违规操作现象，导致岗位间监督制衡失效。此外，内部稽核不到位、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整改意见没有真正落实等，增大了金融腐败发生的概率。
温梦杰受贿、贪污案，是北京市检察机关迄今直接立案侦查受贿数额最大的案件，被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列为全国十五件商业贿赂典型案例之一。该案件损失被全部追回，案发单位积极整改，北京市银监会把该案作为反面教材在银行系统开展集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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